－－追忆硫酸毁容后治疗的日子 （一）

 本不想用“岁月”这个词，毕竟也不过四个月的时间，可对我来说曾经是那么那么的漫长。虽然不想再提到这段往事，可却又是一段难以忘却的日子，今天终于有机会把镌刻在脑海里的记忆刻录出来了。 “医院，医院，这就是医院了。”我终于跌跌撞撞地摸进了医院，像个醉汉似的，值班医生诧异地看着我，“我被泼了东西，难受！”说完这句话，我就歪到在地了。在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躺在医院的病房里了。当我睁开朦胧的眼睛，看到的是父亲和叔父那急切地目光，见我醒过来，他们紧张的神情终于有所松懈。我努力地张了张嘴，可什么也没说出来，觉得嘴里和鼻腔里充斥着一种难闻的气味。我习惯性地想动动身子，可是撕心裂肺地疼痛让我僵直在那里，我咬着牙硬是没喊出来。我开始打量着四周，可雪白的墙壁映衬的我眼花缭乱，看着，看着，我只觉得眼前模糊得厉害，四周都是白茫茫的，觉得自己像腾云驾雾一样，随风逐流，不知道要飘向何方。这时，那种难闻的气味越来越强烈了，搅得我的胃翻腾的厉害，终于，止不住地呕吐起来，由于是仰卧，喷得满脸都是，就只觉得苦不堪言，那种气味令人窒息。父亲连忙过来给我擦拭，擦着擦着，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已经知道了原来我现在是躺在驻马店解放军159医院烧伤专科的病房里了。从此，便开始了我的医院生活。 当天下午，医生便找来一个理发师给我剪头，由于不能动弹，由父亲和叔父用枕头轮番托着我的头，理发师在床前床后打了几个转后，终于完工了。虽然我看不到自己当时的样子，但我知道，一头乌黑的头发从此飘落凡尘，六根从此清静了。后来，医生、护士一波接一波地轮番上阵，我身上很快被全副武装了，全身上下插满了管子，我就像个木乃伊似的任他们摆布，事实上我也只能这样配合了。开始的几天里，一直呕吐不止，什么也吃不下，有时候喝一点水也能吐出一大堆黄黄的液体来，口鼻里一直充斥着难闻的气味，神志也不大清醒，经常处在半醒半睡状态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右眼还有些暗影，后来越来越模糊了，眼科的医生也来过几次，给眼睛做了药物注射，还开了一些食用的药物，可这一切都于事无补，一个星期后，右眼终于完结了它27年的使命，医院雪白的墙壁成了它记忆的永恒！这个时候，每天24小时都要不停地输液，而且是几个针管同时进行，医生吩咐父亲一定要看好我，不要乱动，以免影响正常的输液。不过幸好我也动不了，否则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控制住让自己纹丝不动。父亲和叔父两人轮番守着，看着药液下完了，便叫来护士换液瓶，夜里便轮换睡觉。由于医院有个不近人情的规矩，白天不准坐在床上，可一个病房两个床位，只给了一张凳子，晚上，九点之前还不准病人家属在病房内休息。而且，我吃喝拉撒都在床上，身边始终离不开人。所以，父亲和叔父由于睡眠不足，常常是哈欠连天。我记得有一次，父亲困得实在不行了，白天便躲到了卫生间内去睡了一会。我现在想起来，心里也一直酸酸的，可怜我的老父亲为了他不争气的儿子受尽了苦头。 没多久，天渐渐凉了，由于烧伤面积大，所以一直是赤裸裸地躺在病床上的，于是，医院便在我的病床上套上了一个铁笼罩，上面覆上了棉被，里面扯上电灯泡来取暖。入院没多久，中心校和学校领导以及同事代表来医院看我，隔着笼子我听见他们向我父亲询问情况的关切话语，不时有人过来和我说说话，徐健老师也捎来他儿子写给我的信，并读给我听，虽然我不能动弹，眼睛也看不清，但每个字我都听的很认真，听着听着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后来，王校长又专门对我作了安排，要我安心养伤，积极配合治疗，不要有什么后顾之忧。我当时喉头梗塞的很，说不出话来，只是频频地点头。他们走了没两天，我的好友邓红伟、王峻岭、胡坤和王建玲他们赶来了，由于路上塞车，他们赶到医院已经是夜里11点多了，那时父亲正在给我换被身体不停脱水而侵湿的棉垫子，他们看见了，忙过来帮我翻身，我当时真的很感动，没想到他们会在这个时间出现在这里。他们是受我镇上好朋友的委托，赶来看我的。就这样，陪我说了一会话，怕影响我休息，都蹑手蹑脚地走出去了。后来，我才知道，由于吃过饭后，太晚了，在附近没有找到旅社，他们就在一间空的病房里一直坐到天亮。俗话说：患难之中见真情，我知道他们将是我一生的朋友！永远的朋友！ 转眼间就到了国庆节，离我第一次动手术的日子很临近了，那天，我躺在床上，突然听到有人问：“请问吴杰是不是在这个病房？”我当时就觉得这声音很熟悉很熟悉，接着，我父亲迎了上去，谈话间，我终于听出来的，是他，我的好兄弟、好朋友牛二锋，我们是小学和初中时的好朋友和同学，后来，我上了师范，他上了高中，现在他已经是北京一所高校的在读博士生，他怎么也来了？我实在没想到。这时，他走到了我的床边，当我们眼光对视时，我分明看到了他眼睛里噙着泪水，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，我也默默地看着他，良久，我们都没有说话，只是任泪水纷飞。后来，他帮我擦干了脸上的泪水。我们在一块谈了好久，好久，原来他听说后，特意利用国庆节放假间隙赶过来的，同时，他还捎来了我另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好友李栋梁的问候。 终于，我开始了动我毕生来第一次手术。头一天下午，手术台的医生先来的，宣读了手术时注意的事项，比如12点前不能喝水呀等等什么的。我记得最后一项是说做手术是要担风险的，如果出现非医疗事故的意外导致病人死亡的话，医院将不担负任何责任。然后又郑重地请我父亲签字，我记得父亲当时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分明闪动着担心和爱怜，接着便颤颤抖抖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后来，护士一拨拨的穿梭着，有来量血压的，有来抽血化验的，有来做心电图的，最后一个是来剃体毛的。我当时觉得自己像个被人摆弄的玩具，被这么多人折腾着，可是我还是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第二天，刚刚醒来，理发师就来了，将我那本来就已经很光净的头又用剃刀刮了又刮，洗了又洗，直到N次后，觉得再也从我头上榨不出一根头发毫毛来了，方肯罢休。接着，又来一个护士，给我下了导尿管。看来万事俱备，只欠动刀了。果然，片刻之后，就听到门外传来手推担架车的的声音，“咕噜咕噜”的擦着地板的响声越来越近了，后来听到有人说，就是这个病房的。门开了，进来三个白衣素裹的人，在确定了身份之后，担架车也推入了病房，也许我身子太重了，后来他们连同我父亲和叔父五个人才把我从病床上移到了担架车上。从笼子里出来后，我就冻得浑身哆嗦，颤抖不停。然后，他们推着我，七拐八转的，车子推得很快，我就觉得冷风飕飕地从我身边掠过，我看到天花板上的护灯一个个地被抛在了后面。终于，我好像进了一个大屋子。我感觉到里面空荡荡的，有些阴冷。我的父亲和叔父被挡在了外边，我被推到了一个可以升降的手术台前，这一次他们很轻易的就把我放到了上面。接着一个护士过来，把我的手脚都用特定的装置固定了，并在我手臂上绑了一个绷带似的东西，好像是测量什么的，然后，又过来一个护士，拈了拈我的手腕，在我不经意间，不由分说就一针扎了下去，我觉得像被蜇了一下，慢慢地便觉得眼前有点含混不清了，我知道这是麻醉针在起作用了，这时，医生也过来了，我听到乒乒啪啪的手术器械相碰的声音，眼前有一些白影子在晃动，渐渐地，我就什么也不知晓了…… - 作者： 痛并快乐者 2005年04月6日, 星期三 18:4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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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只觉得自己好像被装进了箱子，狭隘的空间使我动弹不得，我稍微动了动，却感到撕心裂肺的疼痛。呼吸也很急促，有一种窒息的感觉。我努力地想睁开眼睛，可是却显得很费力。良久，终于眼前清晰起来，看到我醒过来，父亲和叔父脸上透着些许欣慰。这时，我才发觉自己的脸上罩着一个氧气罩，我说怎么呼吸有点急促呢？我只觉得头部周围被什么包裹着，动弹不得，渐渐地我发觉不只是头部，自己全身上下都被白色的绷带裹得严严实实。我突然想到，大概木乃伊就是这样被制成的，只不过自己是一个有呼吸的木乃伊，当时我想自己的样子一定很滑稽。由于整个脸部都被裹着，所以不能乱动，就连吃饭也只能吃些流质的东西，更不能吃需要咀嚼的东西，免得触动去枷的伤口。而由于刚做完手术，需要多补充营养，父亲想了一个办法，到医院外的饭店里让厨师把鱼煮的很烂，然后再一点一点地喂我，由于提前把鱼刺给挑出来来，居然能够顺利地吃下去。 因为烧伤面积大，所以剩下的好皮肤能插针管的地方早已布满了针眼，这时由于刚动过手术，所以需要输血，也不知道是皮肤实在找不到扎针的地方的缘故，还是护士水平的问题，一直换了三个护士扎了几次才把针给扎上，光是其中一个护士扎了三次都没有成功，只是一个劲的说对不起，所受的痛楚且不必说，自此一见到护士就怕她提起“对不起”这三个字。过了几天，到了拆绷带的日子了。我开始还很高兴，觉得再也不必像现在这样全身被裹得纹丝不动了。谁知道这只是换药，也就是换一下身上的绷带。经过医生、父亲以及叔父的共同努力，身上的绷带终于被一层一层地揭掉了，接下来，就是把贴在身上的涂着药液的棉纱给揭下来。这时，我才明白为什么会听到隔壁病房老是传来撕心裂肺地喊叫声。由于有些地方已经干了，虽然揭之前用药水湿润了一下，但是有些地方还是连皮给拽下来了，当时疼得浑身战栗不止。我拼命地忍着不喊出来，但是那种感觉确实刻骨铭心，沁人心脾呀。换好之后，又要重新包装起来，这比刚才难多了，需要翻身才能把绷带给缠上的，所以需要一个人拉着我的手，另一个人在旁边帮衬着，才算勉强支撑下来，身上撕裂的痛楚自不必说，整个过程就像在刑部过堂一样，冥冥中，我仿佛看到如狼似虎地衙差向我扑来。从那以后，像这样的场景每隔三天都要上演一次。人家都说：度日如年。我那时真的希望是每一天都像一年那么长该多好啊，这样换药的日子才不会来得那么快！由于身上不停的脱水，所以身子下铺垫的棉垫子很快就会被侵湿，父亲每天都要给我换洗五、六次，由于病房里不允许晾晒，所以，父亲需要越过窗台到阳台去晾晒。每当透过笼子的缝隙看到父亲翻阅窗台的背影，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，朱自清父亲的背影也不过如此吧…… 那时候，我每天要做的一个任务就是翻身，由于怕长时间仰卧会影响皮肤的重新生长，所以每天医生查房的时候都要嘱咐我翻身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需要依靠别人的帮扶才能侧侧身，后来，我发现一个窍门，就是用手抓住罩笼上的铁棍，自己也能独自翻身了。不过，每次都要费很大力气，我才能抬起一只没有插针管的手，用尽全身的力气去侧身子，每每疼得浑身是汗，有时要好几次才能成功。可每次也只能撑20分钟左右，就不得不又仰卧，过了一会，就换另一边，继续侧身。不过磨难的日子里，也有一些意外的点缀。那时候，有个护士是新来的，刚开始的时候，不敢正眼看我，刚开始每次来给我量体温的时候，都要对我说，你闭上眼睛，不要看我，我害怕。然后，就隔着笼子把体温表给我放好后，就躲到一边去，量好后又用同样的方式把温度表取走。后来，可能是知道了我的一些事情，渐渐地便利用等待的空隙和我聊天，开始的时候，也就是问我一些问题什么的，后来逐渐地便熟悉起来了，聊得比较投机的时候她也给我讲心事什么的，俨然把我看成了朋友，如果说在医院还有什么意外收获的话，这也算是一桩吧。 那一天，我正在锻炼翻身，她忽然推开门进来，告诉我说，有人来看我了，说着把一大束鲜花递到我面前。会是谁呢？我诧异着。这时，我听到一阵纷乱的脚步声，屋子里好像一下子多了很多人。这时，过来一个人把被褥掀开了一个角。一个熟悉的面孔闯入了我的眼帘，是他，我教育学院的同窗好友王鲲鹏，不，不仅仅是他一个人，我看到很多熟悉的关切的眼光，我当年的同窗好友几乎都来了，他们一一过来握着我的手，说着关切的话语，不知不觉眼泪又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原来他们听说后，虽然大家都不在一个县市，便互相联系，约定好这个时间来看我的。虽然我们已经分别五年了，由于大都不在同一县市，平时联系也不多，没想到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他们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。有人说：同窗之谊深似海，患难之中见真情。我想这就是最真的写照。 天气越来越冷，我发烧的频率也越来越勤了，每次都是烧到38、9度，虽然在液瓶里加了一些退烧的药液，也打针，可是作用也不大。常常是冻得上下牙齿打颤，以至于睡不着觉，我记得最长的一次有三天两夜没有合眼，满脑子都是幻觉。有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好像飞翔到一个很空旷的地方，那里没有人烟，静的令人可怕；有时候，觉得自己好像陷入了一个泥潭，我拼命挣扎，可无济于事；记得有一次，我恍恍惚惚地被日本鬼子给带走了，在冰天雪地里，他们不给我穿衣服，还拼命地往我身上浇冷水，开始的时候我只觉得身上很疼痛，也冷的厉害，渐渐地就麻木了。这样的情况一直断断续续持续到我出院。 由于身上渗水比较厉害，所以，身子下的棉垫子要不停地更换，碰上阴天换了不到1个小时，就全部浸透了。父亲便根据医生的建议，买来了一个吹风机，这样，在换垫子的时候，把床铺和身上都吹要吹一遍，果然觉得干爽多了，躺着也比较舒服了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。 后来，两只胳膊都因输液而肿胀得厉害，实在没有下针的地方，而身上其他能扎针的地方都被烧伤了。还是年纪较大的烧伤科的主任医师有办法，他决定在我腹股沟处找一静脉，下一个针管进行输液用，这样扎一次可以一个月不换针眼。可能是这次机会难得吧，主任把这里当成了授业示范的好地方，扎针那一天，整个科室的人都来了，围了满满一屋子，主任一边讲解示范，一边在我身上找扎针的地方。可是，不知道是年纪大眼花的缘故，还是因为好久没有机会表演自己的绝技，所以开始的时候，好不容易把一根约10厘米长的针管导入体内，没想到却导入到动脉里了，血液顺着针管往外喷，一番手忙脚乱后，总算制止住了。但是，如果就此罢手，好像有失尊严，于是老主任又开始继续展示他的绝技，终于经过三次施展身手之后，在我流了一片血渍的床上宣告扎针成功，老主任至此也没忘记作总结。至于说什么我就记不清楚了，因为自从第一次扎针失败后，我就变得浑浑噩噩的了。不过，总算有惊无险。可是，后来也真有一次惊险的。那天刚晚早饭，护士长在一群护士的前呼后拥下来查房，一番例行检查后，又安排我一定记得锻炼翻身。她们走后不久，我吃过药，便开始每天的例行的翻身锻炼，翻身的时候，不知道是用力不协调还是其他什么的缘故，我当时就觉得嘴角好像被什么划一下，有些麻，也没怎么在意。可是没过一会，就觉得嘴边有一股液体往外喷，我一摸，觉得粘拈的，忙喊了一声，父亲和叔父一看，“怎么流血了”，父亲赶忙用药棉给我堵上，可还是不管用，叔父赶忙去找医生，医生来了后，涂上点止血药，可还是血流不止，没办法，便拿来针线给我缝补起来，由于没有用什么麻醉类的药物，所以疼痛难忍。由于流了很多血，所以当时父亲和叔父都很紧张，一直到后来缝好后他们仍轮番在床边守着一直到天黑，唯恐再发生什么意外。后来，叔父给我说，当时看见血不停地往外喷，真是吓坏了。唉，可怜的我的亲人呀，不但要照顾我的生活起居，还要为我担惊受怕！ - 作者： 痛并快乐者 2005年04月6日, 星期三 18:49